杜运燮《穆旦诗选·后记》
 
《穆旦诗选》就要出版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第一本穆旦诗创作的选集。如果他仍健在,一定也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越来越好的形势感到高兴,并写诗颂赞。
  解放后出版过穆旦翻译(用真名查良铮和笔名梁真发表)的外国诗歌和文学理论十几种(见附录的著译目录)。现在的许多中青年读者大概还知道查良铮诗歌优秀的翻译家,但很少人知道四十年代他出版过三本诗集,早就是个知名的诗人。一直到他去世三年以后的1980年,他最后一年写的诗遗作才和中国读者见面,到1981年7月《九叶集》出版,他四十年代的部分诗作,他作为一个诗人,才引起较多人的瞩目。他在1958年以后近二十年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到了1981年11月才完全平反,南开大学在天津市烈士陵园举行了他的骨灰安放仪式。
  因此,在这本诗集出版的时候,对穆旦的生活经历和诗创作历程做点介绍就不是多余的了。
  穆旦除写诗外,也写过不少其他题材的文章,此次编选过程中,未能搜集,因此这里还不能对他的一生思想和经历做全面的评价和分析,而只能就他作为诗人和他的诗写点简介。
  艾青同志在其《中国新诗六十年》一文(载《文艺研究》1980年第五期)中说:“日本投降后,……在上海,以《诗创作》、《中国新诗》为中心,集合了一批对人生苦于思索的诗人:王辛笛、杭约赫(曹辛之)、穆旦等。他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的传统,采取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划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
  这段话是对穆旦等人四十年代的诗歌活动的一个实事求是的简要概括。四十年代也是穆旦一生诗创作的最重要的时期。他的一生,如同他这一代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查良铮原籍浙江省海宁县袁化镇,1918年阴历2月24日生于天津市西北角老城内的恒德里三号。在城隍庙小学和南开中学读完中小学后,十七岁时考进清华大学,初读地质学(半年),后转外文系。抗战期间,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他于1940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留校当助教两年。然后经过几年多次改变工作的不安定生活,于1948年8月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深造,1951年获硕士学位。1952年底,他和夫人周与良同志(现任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排除重重障碍,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3年起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1958年受到不公正对待,1960年后一直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工作。十年动乱期间,他的身心遭受严重的摧残,1977年2月26日因突患心脏病在天津去世,终年仅59岁。
  穆旦的文学活动从中学时代就开始。高中二年级时,诗就写得相当多,有的发表在校刊上。但现在可以看到的他最早的作品只是写于1937年11月的《野兽》。现存的诗主要是从那时至1948年的作品,这十年就是他一生创作的旺盛期。后来在美国期间忙于学习;1953年回国后数年主要搞翻译;从1958年以后以及十年动乱,他与许多作家诗人一样瘖痖,直到1976年,他才又提笔写诗。大约半年多时间,他写了几十首,这算是他写诗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丰收期。
  穆旦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期间,接触到西方现代诗人,包括奥登等英国“粉红色的三十年代”的诗人的作品。与奥登同时写诗的英国青年诗人兼评论家威廉·燕卜荪曾在西南联大执教,开过《现代诗歌》的课程。穆旦不但在课堂内外听他介绍西方现代诗人,也从他那里借阅这些诗人的著作。这显然对穆旦后来的文学生涯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穆旦是中国最早有意识地采取叶慈、艾略特、奥登等现代诗人的部分表现技巧的几个诗人之一。他到晚年还说:“Auden(指早期的奥登)仍是我最喜爱的。”
  但他同时也很推崇十九世纪英国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许多作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翻译《唐璜》等叙事诗的目的时说:“这种拜伦诗很有用途,可发挥相当影响。不只在形式,尤在内容,即诗思的深度上起作用。”“关于拜伦,我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他的辉煌之作不在于那些缠绵悱恻的心灵细腻的多情之作,……而是在他那粗犷的对现世的嘲讽,那无情而俏皮的,和技巧多种多样的手笔,一句话,惊人!而且和二十世纪的读者非常合拍。今日读《唐璜》很多片断犹如现代写出一般,……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诗歌无愧,而且写得多有意思!这里的艺术很值得学习。”他一再强调中国新诗的发展有必要借鉴外国优秀诗歌,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和丰富新诗的表现技巧。
  他翻译外国诗是为了发展中国新诗,在创作上进行探索,也是为了这个目的,着眼点都是希望对中国新诗的进步繁荣贡献一分力量。他一生热爱诗,总是怀着最大的兴趣谈诗、读诗、写诗、译诗。朋友们对此都有很深的印象。在诗艺上,他孜孜以求,一丝不苟。其写作的严谨风格,似乎也表现在写字上。他不论是写信,还是写诗、写文章,总是一笔一划,清清楚楚,整整齐齐。
  穆旦对新诗有哪些看法和一贯坚持的主张?可惜他没有留下任何诗论文章。他出版的三本诗集没有序跋,在十几种译书的题记中,也未发表过关于诗的主张。他最后几年给几个朋友写过不少信,可惜当时他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因有过惨痛的教训,不愿再为自己和家人、朋友招来新的麻烦,坚持要把他所写的信看完后烧毁。现在比较可靠的、有文字可引用的,就只是从最后幸存的几封信中摘出的一点议论。
  他极重视诗与生活的关系。他曾说:“总之,一和生活有距离,作品就毁了”。“写诗,主要当然是内容,而内容又来自对生活的体会(不一般化),但深刻的生活体会,不能总是用风花雪月这类形象表现出来。”他特别强调要用现代的形象来表现现代生活。“现代生活能否成为诗歌形象的来源?西洋诗在二十世纪来了一个转弯,就是使诗的形象现代生活化。”他喜欢引用奥登的话来说明反映现代生活的重要性。他给他的一位青年朋友的信中说:“英国诗人奥登说,他要写他那一代人的历史经验,就是前人所未遇到过的独特的经验。”
  诗一定要反映时代精神。他是这样表述的:“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问题是,首先要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这样的作品,就成了时代的作品,……因为它是具体的,有血有肉了。”
  他特别强调充分发挥形象的力量。他在给青年朋友的信中说:“你说,如果要形容一个久病快死的人,是用‘我难受呵’、‘我快死了’这样的句子,可使人体会到他的苦境呢,还是说,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药也没钱买,吃的东西吃光了,房子破旧,冷风吹着梁上的灰尘,医生已很多天不来……你看,哪一种写法能使读者感受更深一些呢?”
  他对写诗更深一层的经验之谈是:“我们要求诗要明白无误地表现较深的思想,而且还得用形象或感受表现出来,使其不是论文,而是简短的诗。”“诗是来自看法的新颖,没有这新颖处,你就不会有劲头。有话不得不说,才写。这是一类诗。”另外还有一类诗,穆旦也写:“我想,要是写写生活哲理,也是一法。”
  他对按照上述想法写作的自己的诗,也有过认真的剖析。他在1976年给我的信中说:“总的说来,我写的东西自己觉得不够满意,即传统的诗意很少。这在自己心中有时产生了怀疑。有时觉得抽象而枯燥;有时又觉得这正是我所要的:要排除传统的陈词滥调和模糊不清的浪漫诗意,给诗以hard and clear front(原注:大意是:严肃而清晰的形象感受)。这些话也是老话,不说你也知道了,不过最近考虑诗的问题,又想一遍罢了。”
  以上这些就是穆旦对诗的一部分看法。另外,可以说,一个诗人阐述得最充分的诗论就是他本人的创作。穆旦阐述得最生动、最充分的诗论,也应该在他的诗中去找。
  穆旦的抒情诗在中国新诗史上是独具一格的一家。深沉凝重,蕴藉含蓄,表现手法独特,具有明显的个性。
  形式方面,自由体、半自由体、格律体,各种都写都探索,而以格律诗居多。但他的格律诗,格律也不严格,譬如每行的顿数一般都不讲究十分有规律,只求大体整齐。
  穆旦诗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内容方面,表现在对深度、宽度和密度的探索方面。这已有一些评论家谈过。
  深度,就是指他自己说过的“思想的深度”,他认为需要表现的“较深的思想”。他的诗中多带有对人生哲理性的探索,或者内心的自我发掘和剖析。他不习惯于显露地直抒胸臆,也不满足于描述表面现象(更不用说谁都说得出来的一般化的描述),而是努力透过或联系表象向更深更远处开掘,从而折射出时代与社会的面貌。他同时观察着、思考着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中的“新颖处”。力图既抒情,也谈理。谈理也是为了更深刻地抒情。不是干巴巴地谈理,而是努力通过鲜明的形象来表达。但也因此,他的抒情诗渗进较多的理性成分。
  这方面可以最明显地看出他接受英美现代诗人叶慈、艾略特、奥登等的影响。并可上溯至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他探索的“新颖处”在这里,同时使很多读者难以接受的,也正是这种理性成分。
  穆旦在选取题材和运用形象方面,追求“现代生活化”和较宽阔的眼界。他的诗不仅也描绘自然风景(相对说来较少)、社会现象,而且致力于展现自己心灵的搏斗和内层的思想感情。他在这方面比许多诗人更有意识地向深处开掘。他注意使抽象概念和具体形象相结合,使思想知觉化。他抒发了许多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共同感受。他是紧紧地拥抱生活的,虽然他自己的生活面较窄,但不作无病呻吟。他关心国家安危、人民疾苦,有苦闷、烦恼和痛苦,有时显得消极,但不颓废,他用较冷静含蓄的方式表现爱国激情。在抗战时期的1940年,他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评论卞之琳《慰劳信集》的文章中,特别赞扬与时代合拍的“新的抒情”。他说:“强烈的律动,洪大的节奏,欢快的调子——新生的中国是如此,‘新的抒情’自然也该如此。”
  密度,就是穆旦的诗所追求的高度浓缩。他注意文字简洁精心锤炼。他的诗中很难找到可有可无的、“过于稀释的”句子。为了在最少的文字中装进最大容量的思想感情,他用字几乎达到吝啬的地步。但总的来说,他使用的都是现代口语。他对自己的诗行精雕细刻,不是为了当摆设或故弄玄虚,而是真诚地力图通过浓缩使诗具有更多彩的内容,更耐读。他的比喻,特别是暗喻,也压缩得很紧,再加上联想的跳跃,使读者有时需要多想一会儿或再读一两次,才知道他指什么。有时他直接引用外国诗中的比喻和形象,使许多不习惯或缺乏那种外国文学知识的读者感到晦涩难懂,以至“猜不出来”。
  有个情况已有人指出过:穆旦译的外国诗,特别是普希金、拜伦等的叙事诗,文字都很流畅可通,而且还尽可能做到按照原诗的脚韵样式,使很多读者爱读。可是为什么他译诗流畅易懂而自己写的一些诗却反而令人感到难懂呢?可见不是他遣词造句方面的问题,而主要是由于使用的比喻、意象和内容的独特,诗思的跳跃,文字的节省,诗风的欧化影响。实际上,他也写过不少明白易懂的诗,如早期的《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赞美》、《洗衣妇》,解放后写的《葬歌》、《演出》、《停电之后》等。他晚年表示要努力使他的诗更加民族化,准备多读些中国古典诗歌和民歌,多吸收些这方面的营养。
  在语言方面,穆旦诗的欧化倾向是明显的。也很显然,他不怎么多考虑中国古典诗词的继承问题。他也知道,有的读者对文字欧化有意见。对此他曾经谈过他的想法。为了准确地表达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复杂思想感情,不能不动用较多的现代词汇和句法以及现代社会生活的比喻。正如现在写理论文章、国际问题文章等,不得不多用些现代词汇和句法一样。由于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人的思想增加了许多的新的概念,语言句法也不能不跟着变化。现代人的许多思想感情用农业社会的传统语言来表达,就感到不够了。他也有走得过远的情况,例如初期的一些诗中用英文字母“O”代替“呵”,认为只有“O”才足以表达一种特殊感情。但从1942年以后就不再用了(这本诗选中1942年前他诗中原用“O”的,仍保留)。他还在诗中借用了英美诗中常见而对中国读者却是陌生的一些比喻和词汇,例如,他用“子宫”表示事物的孕育诞生;他并非基督教徒,也不信上帝造人,但为方便起见,有一段时期曾在诗中借用“主”、“上帝”来代表自然界和一切生物的创造者;把一些抽象概念加以人格化。另外,他和不少人一样,也曾经主张把“的、底”二字分别作为形容词和所有格词使用,并坚持用了很久,主要是认为这样才能较准确地表达思想。
  穆旦在解放前象那个时代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一样,是一个心里充满着复杂心情和矛盾的诗人。他热爱祖国,有正义感,但现实使他不满、愤慨、失望,以至消极;他向往光明,寻求光明,还曾对抗战寄予很大希望,但又未能明确地看到已有一股力量即将带来新希望。他的诗中也表现出这种矛盾。但他表达得最动人的还是那些倾诉爱国衷情的篇章。例如《赞美》:
    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
    …………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葬歌》是穆旦1953年回国后,也是解放后发表的第一首诗。在这里,他朴实地表达了欢庆新中国的诞生,决心改造旧世界观的真诚心情。他热情讴歌新社会“天空这样蓝,日光这样温暖”,“历史打开了巨大的一页”。他要以“欢乐为祭”,让过去自己的“阴影”永远安息。可是穆旦不是简单化地表达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共有的决心,而是细致地形象化地剖析他下这个决心的“曲折的”思想斗争过程。
  《诗八首》是闻一多先生早在1945年编的《现代诗钞》中就收入,后来国内外好几种诗选都收入的较为人熟悉的一组好诗。这是中国诗中较普遍的属于“无题诗”之类的爱情诗。但他写得却有他特有的“新颖处”。传统的情诗都是写儿女私情,或是写热恋的欢欣幸福,或是难耐的思念等待,或是难忘的记忆,或是失恋的苦痛,总之都是当时之情,深深沉浸于其中之情。可是穆旦写的却是情中夹杂着好多理性的思考,这种思考与当时之情不可分,却暂时又有所超脱。他甚至在自己的爱情中也要理性地分析自己的情感,有时还带有一些嘲世思想。爱情是什么呢?
    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
    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
    唉,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
    你底,我底。我们相隔如重山!

    静静地,我们拥抱在
    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风暴,远路,寂寞的夜晚,
    丢失,记忆,永续的时间,
    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
    让我在你底怀里得到安憩——

    再没有更近的接近,
    所有的偶然在我们间定型;
    只有阳光透过缤纷的枝叶
    分在两片情愿的心上,相同。

  穆旦是新诗的认真探索者之一。在艺术上,他富有才华,也下过苦功。他深知,写诗,特别是想有所创新,是一种艰苦的、要耐得住寂寞的工作。他曾说,“没有一种求真之心”,一个人就不会去写诗。但他仍然数十年如一日,甘之若饴,锲而不舍,顽强地向前,终于他取得了宝贵的收获。
  中国新诗从出现之日起,就有艰苦探索的传统。从“五四”以来,有过多少诗人沿着他们认为值得探索的道路奋勇前进。他们的成就有大有小。有的人坚持到最后一息,也有人后来或忙于其他工作,或改变兴趣,或失去信心,或以为“此路不通”而停止探索,但他们所付出的劳动都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有用的经验教训。
  穆旦把第一本诗集名为《探险队》(诗集中并无同名的诗篇,也无序说明),我们不难窥见他的志向。后来的事实说明,他在写诗方面的“探险”精神是坚强有韧性的。他一生老老实实,踏踏实实,朴朴实实地写诗,译诗,直到他辞世前不久,还在勤奋地耕耘。“四人帮”垮台后,他曾与我共勉,要抓紧时间,再干二十年。他晚年用于译诗的时间较多,主要是修订《唐璜》、《拜伦诗选》、《欧根·奥涅金》,他去世前两个多月给我的信中说:“我把拜伦和普希金介绍毕,就可以睡大觉了。”没想到,这竟成谶语,他在1977年2月26日突然逝世,过早地离开我们,再没有机会继续他的“探险”事业。我们痛惜损失一位富有才华的探索者。
  他留下的诗不算多。由于大家共知的原因,他有二十多年未写诗。但他的诗在艺术上达到的水平,他的探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开拓和丰富中国新诗的表现方法方面,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的诗早在四十年代就引人瞩目,得到高度评价。他的同学王佐良、周珏良同志首先向国内外介绍,后来,袁可嘉、默弓(陈敬容)、唐湜同志又先后写了更详细的评论,也引起了更广泛的注意。最近,唐弢同志在其《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一文(载《文学评论》季刊1982年第二期)中说:“当时最受欢迎的青年诗人穆旦……他的诗却在上海诗人中产生强烈的反响……”由此也可见穆旦的诗在四十年代的影响了。
  我和穆旦是老朋友,虽然也有不同的观点,但因对写诗有不少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喜欢读他的诗,我看到的他的成就也就多一些大一些。我也知道,也有人不喜欢他的诗,看到的缺点多一些。不过我想,尽管对他的诗的成就评价高低有所不同,但是穆旦毕生忠于中国新诗道路的探索,他探索的勇气、热情和取得的成就,那时大家有目共睹的。
  也就因此,现在出版《穆旦诗选》是有意义的。
  最后,说明几点关于编选过程的情况。这个集子的诗主要选自四十年代出版的三本诗集:《探险队》、《穆旦诗集》、《旗》,以及1947、1948年上海出版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杂志。另外就是他1976年所写的诗,其中一部分已发表,也有小部分是在1982年初他的次子查明传在整理遗稿时发现的。解放前,穆旦在《大公报》等报刊还发表过许多诗,已找到了一些,可惜现在我和他的亲友尚未能找全,只好待之将来有机会再设法补充了。
  作品按写作日期先后排列。写作时间不详的,即以发表日期为准。
  文字除印刷误排或明显的笔误加以改正外,所有的诗都保留原样。有两种版本的,用他自己改后的版本。
  我虽受委托编选和撰写后记,但若无周与良教授、查明传和穆旦的其他亲友,以及《九叶集》诗友们的积极协助,特别是明传担负了全部诗稿的抄写工作,我就难以如期完成,因此,此书的出版可说是他们和我共同努力的产物。编选工作和《后记》中的缺点错误,请读者指出,以便改进。
                                 一九八二年六月
                                 (《穆旦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